更多国际大港在中国涌现 助力“中国制造”出海远行******
更多国际大港在中国涌现
傍晚时分,宁波舟山港灯火通明,巨轮停靠岸边,汽笛声阵阵,正在进行集装箱卸载作业。岸上,智能集卡装载着各色集装箱在巨大的桥吊下往返穿梭。
近期,全国多地港口陆续公布2022年成绩单: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4年世界第一,上海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3年世界第一,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0年位居世界前4,青岛港集装箱量跃居世界第5……
吞吐量增长背后,是各个港口转型发展步伐的加快。作为外贸货物进出口集散地,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型国际大港正在助力外贸稳健前行。
多个港口实现“开门红”
——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深圳港、青岛港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前五,延续2022年的好成绩
1月10日上午,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3740米的岸线前,2艘20万吨级的集装箱巨轮“地中海佐伊”和“美莉马士基”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后续它们将合计完成超1万个集装箱的装卸作业。当天,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11个泊位同时作业船舶数达10艘,排满了整个码头岸线。
今年以来,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平均每日集装箱吞吐量达3.3万标准箱。近年,宁波舟山港年集装箱吞吐量实现了连续增长。2022年,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超333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31%,居全球第三。自2018年以来,宁波舟山港年集装箱吞吐量一直保持着全国第二、全球第三的排名;同时,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一。
往北300多公里的上海洋山港也是一派繁忙。两节期间,港区集中力量昼夜奋战,装卸了多艘轮船。
洋山港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上海港集装箱的吞吐量贡献率超50%。2022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30万标准箱大关,连续13年蝉联全球第一。此前,上港集团2022年9月8日和11日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连续突破16万和17万标准箱大关,创下170173标准箱的昼夜集装箱吞吐量新纪录,并接连刷新单工班集装箱吞吐量、单船集装箱作业量、单码头昼夜集装箱吞吐量等多项纪录。
进入新年,全国多个港口实现“开门红”,延续了2022年的亮眼成绩——
山东港口东营港开年以来完成货物吞吐量170万吨,稳中有升。春节期间各码头企业将正常运营,保证货物运输畅通。2022年东营港完成货物吞吐量6324万吨,连续3年完成6000万吨以上,持续增长。2022年,青岛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居世界第五,日照港、烟台港集装箱吞吐量也分别实现了5亿吨和4亿吨的历史性跨越。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深圳港集装箱累计吞吐量达到3003.56万标箱,同比增长4.39%,首次突破3000万标箱大关,创历史新高。这是继上海、新加坡、宁波舟山港后,全球第四个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000万标箱的港口,标志着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前四。
2022年12月28日,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与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发布《世界一流港口综合评价报告(2022)》显示,中国港口凭借领先的吞吐量规模、集约高效的岸线利用水平、辐射全球的航线网络等优势占据了世界一流港口的较多席位。其中,上海港处于世界一流港口领先水平,宁波舟山港、深圳港、青岛港、香港港位于世界一流港口前列。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院长费维军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出现不同程度拥堵,港口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地位更加凸显。相比之下,中国港口始终保持高效运转,展现出强大服务韧性,为国际物流供应链畅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技助力港口转型升级
——自动化、智慧化、绿色化成为港口建设新趋势,推动港口生产降本增效提质
上海洋山深水港区四期自动化码头,红白相间的巨型桥吊林立,26台桥吊、121台轨道吊运转自如,139台无人驾驶的自动导引车来回穿梭……偌大的码头几乎“空无一人”。
洋山四期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也是综合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码头之一。与传统码头相比,自动化码头效率提高了30%。开港运行近5年来,洋山“无人码头”规模不断扩大,作业能级显著提升,昼夜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6万标准箱。智慧高效、绿色低碳的洋山港正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全球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集装箱量屡攀新高的同时,中国港口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不断迈出新步伐,让科技与港口建设深度融合,推动港口生产降本增效提质。
走进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繁忙的码头生产景象在眼前展现。在“港口智慧大脑”的统一调度下,各生产作业环节紧密相扣,远控桥吊、远控龙门吊、智能集卡作业衔接有条不紊。
“过去,我得坐在20多米高的龙门吊上,拼眼力、凭手感把集装箱精准地吊上集卡车;现在只要‘躲’在数公里开外的室内就能操控吊机,告别了风吹日晒的作业环境。”陆永杰在梅山港区工作了9年,他是港口智慧化的受益者之一。随着大型设备逐步远程化、智能化作业,各类前沿技术的上线应用以及对人员行为的大数据分析,目前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自动化率已超五成,整条作业链的运作效率提升了15%以上。
腾讯智慧交通副总裁李学朝向本报记者介绍:“以前,每个集装箱进出码头时需要检查变形、残损等一系列问题。但集装箱体积大、盲区多,而市面上的验箱系统利用普通成像技术很难检测出细微形变,需要大量人工进行核验,导致闸口经常排长队,制约了码头吞吐量。”腾讯与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打造了“智能闸口”,借助优图实验室的高精度识别技术,可以全天候、自动识别箱体状况,残损识别准确率超过95%。过闸速度从180秒缩减到60秒以内,节省了人力,也减少了漏检。
除了自动化、智慧化,绿色低碳也是近年来港口建设重点。
船舶排放是防治大气污染的领域之一,船舶靠港期间使用岸电,可有效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是最有效的减排方式。宁波舟山港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11月20日,集团自主投建的高压岸电系统首次为集团自有集装箱船舶接电。截至目前,集团已建成高压岸电25套、低压岸电243套,沿海五类专业码头岸电覆盖率达80%以上,其中宁波舟山港域所辖集装箱码头和干散货码头实现岸电全覆盖。同时,集团大力推动岸电使用,宁波舟山港域自有港作船舶全部使用岸电,拖轮年用电量近14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量超900吨。
助力“中国制造”出海远行
——港口海关推出助企举措,保障供港物资运输,为稳外贸提供有力支撑
去年以来,外部需求增加,为中国外贸保持稳定提供了支撑。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42.07万亿元,同比增长7.7%。
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全年航运价格波动频繁,海运效率降低,中国外贸企业出口面临不小挑战。
为助企纾困,多地港口、海关推出一系列降本增效举措,畅通海运物流。
在浙江义乌铁路口岸海关大厅“海铁联运”班列服务窗口,宁波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义乌海铁联运平台负责人张凡通过“第六港区联网平台”,不到10分钟就在线办理了一票海铁联运转关业务。海关通过这一平台对从义乌港出发、经宁波舟山港出口的货物进行自动匹配放行,并将货物放行信息实时传输至宁波舟山港生产作业系统,方便企业办理预放行、预配载等口岸港务手续,享受出口货物“转关如转港”的便利。
在深圳,海关联合交通、海事等相关部门,引导码头公司、船公司加强运力组织,推广“云堆存、云提柜”模式,提高集装箱周转效率。2022年,深圳港增开国际班轮航线4条,累计国际班轮航线达295条。
目前,投资10亿元的东营港10万吨级集装箱项目已开工,投资12亿元的10万吨级通用泊位立项已完成。项目建成后可打通海铁联运大通道,通过黄大铁路、德大铁路、东营港疏港铁路完成西煤南运、进口非金属矿石和金属矿石西运,大大提升港口吞吐量。
中国新能源汽车近年来在海外大受欢迎。旺盛的出口需求考验着物流供应链的支撑能力。依托齐全的配套设施及良好的增值服务,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梅西滚装码头主动与国内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和外贸船公司建立合作关系。“2022年,码头共计完成39艘次的外贸滚装船舶作业,外贸作业量超8万辆,同比大幅增加。”宁波梅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冬说。
港阔水深,船来货往,多个东方大港作为全球贸易的关键支点,助力外贸腾飞。
不少外贸企业主表示,今年以来,外贸出口势头强劲,海外需求旺盛为海运市场带来强力支撑,货运代理量呈现明显增长。
徐佩玉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