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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⑫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以可持续理念建设农业强国******

　　作者：牛坤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这一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相呼应，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农业领域的进一步具体和深化。它明确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的内涵和具体路径，就是要汲取农耕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促进农业发展方式从密集型和集约型向生态化和低碳化转变。

　　中国农耕文明延续千年，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一百多年前，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富兰克林·H·金创作了著名的《四千年农夫》，阐释了东方农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数千年来，中国的农业在支撑高密度人口的同时，维持了高度的可持续性，地力没有受到破坏，源于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民对于农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把握和传承。

　　在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民不断调整农作物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水土资源来维持高强度的种植制度。探索了多种维持地力永续的方式，如自古以来就施行的豆科作物与其他作物轮作，将运河污泥、燃料灰烬、人畜粪便最大限度还田的养分循环利用模式，利用梯田作业防治水土流失，三塘串联的模式保存降雨和土壤肥力等。这些农业生产模式在维持农地最大产出的同时，将对农耕资源的保护发挥到了极致。

　　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遭受挑战。受到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掀起的农业绿色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了化学农业的进程。从1988年到1998年，中国化肥施用量在十年内连续上升了两个千万吨台阶，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开启了农业种养分离的过程。化肥、农药替代了人畜粪便，机械替代了役畜，农业养分循环的闭环被打破，传承几千年的可持续农业体系在短短三十年间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西方发展低强度的农业系统不同，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注定了中国农业需要通过高强度的作业方式，来支撑高密度的人口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实践告诉我们，一味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强调要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实则是对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一次反思和重构，为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从以往的发展“绿色农业”到今年提出的“生态低碳农业”，意味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的进一步丰富。“绿色农业”的着力点在减污，而“生态农业”则意味着既要减少污染排放，还要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低碳则表示要减少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农业的气候韧性。可见“生态低碳农业”的提出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升级，也将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现代技术与传统农耕文明结合，重构可持续生态农业。中国农耕文明体系是在长期的人口资源压力下，经过长达4000多年的演化逐渐成熟起来的。传承农耕文明是摆脱对化学农药的路径依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时至今日，中国农业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在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非农化、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很难再回到那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生态农业模式。

　　现代的工程技术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是农耕文明延续和传承的必然举措。一方面要继续探索和改进适应各地水土资源条件的间作轮作、生态复合种养以及种养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借助数字农业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大力开发有机肥制备、土壤改良、废弃物处理和利用、生物农药制造等新工艺，促进智能化控制系统与工程化设备的研发推广，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种养循环模式。

　　增强政策间的协同性，促进农业发展的生态化和低碳化。减污、降碳、生态、保供协同推进，是未来农业政策体系面临的新挑战。应继续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减施等绿色低碳相协同的政策和技术的推广，加大对生态低碳的生产模式以及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促进植树造林、牧场管理和湿地恢复等基于自然的解决路径的实施。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保护，促进增产扩面工程与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协同，发展适度规模农业，在修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对水系、湿地等生态廊道的保护。制定以生物多样性指标为补偿标准的生态补偿计划。在消费端，通过减少损耗和浪费、促进食品废弃物回收利用推动农业系统的减排固碳。加大对气候适应型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模式以及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陈忠实和《白鹿原》******

　　中新社记者 张珂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经出版便博得一片喝采。评论家称其是“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书店老板们炒买炒卖忙得不亦乐乎；作家本人则虔诚地去完成无数次签名任务，有位读者竟用三轮车一次给拉来了200多部等待签名的书。

　　51岁的陈忠实，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务过农，当过乡村教师，做过基层干部，现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此前出版过中短片小说集《乡村》、《初夏》、《到老白杨树后边去》等。短篇小说《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陈忠实忠实地写作，忠实地做人。他认认真真地告诉记者，因为家贫，他初中一年级曾被迫辍学，后来是在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帮助下才重新返回课堂的，如其不然，他很自然地会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拉牛种地的农民。所以他真诚地热爱新中国。

　　这位瘦瘦高高的陕西作家，刀削斧刻般的脸上，皱纹密布，沟壑纵横，使人从中很容易读到他小学中所体现的那种对生活的沧桑感和洞察力。尤其令人难忘的却是他的笑，天真、憨厚、无邪，只有对历史和人生悟到一定份上的人才会笑得这样纯。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陈忠实回忆，进入44岁那一年，他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自谓从初中二年级起就迷恋文学，尽管获了几次奖也出了几部书，总是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踟蹰，因此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那时他便为日后留下了一句常被文坛人士提起的豪言：“如果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做枕头的书，这辈子就白活了！”无巧不成书。不久前，山东某乡镇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读罢《白鹿原》后致信作家，希望将来临死之际能头枕着这部著作。

　　“长篇写作，是一种最孤苦伶仃也最诚实的劳动。”当《白鹿原》的大命题逐渐清晰之后，陈忠实曾专门花费半年，阅读西安周围三个县几尺高的县志，地方中共党史和文史资料，并走村串户做社会调查，仅摘、录的资料就达30多万字。

　　陈忠实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偏僻的乡村度过的。他说：“写作《白鹿原》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一个寂寞乃至闭塞的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的工程。”从1988年4月搭笔，到1992年农历腊月二十五封笔，历时近四个年头。其中，草稿和复稿中的近百万字都是在其祖居的乡村的家里完成的。那个村子因为房屋紧靠着地理上的白鹿原的北坡坡根，电视信号被挡住了，电视机只能当做收音机听“新闻联播”；村外有七八里土石路通长途车站，一旦下雨下雪，村里便没有人出门了。

　　陈忠实说，为了走过那段庞大、复杂、凝重的思维过程，他“抽雪茄，饮酽茶，扣秦腔，喝西凤酒，全是强烈型的刺激。从这些习惯看简直像个秦腔老艺人。”

　　洋洋五十万言的《白鹿原》，以关中大地为舞台，以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为背景，以几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为主线，演出了一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剧。作品中那些“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的人们，感人肺腑。

　　今年6月，《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版1.5万册在一周内售空。截至8月份已印刷了4次，共26万册，再次出现炒卖现象。西安、兰州、成都、北京等地都出现盗版。来自不久前西安一次为期10天的大型书市上的消息说，书市上最畅销的是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其次便是《白鹿原》。

　　美国、台湾等地的出版商也表达了出版该书的意向。香港天地出版社也将于近日出版《白鹿原》。

　　陈忠实告诉记者，创作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展示，5年前那段时间的生命体现，已在《白鹿原》中得到较充分的宣泄。因此，他无意再写该书的续篇。但今后他将以长篇创作为主。

　　(中新社西安1993年11月19日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