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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协香港地区委员吴志斌：科创是深化皖港合作新突破口******

　　中新网合肥1月14日电 (记者 张强 吴兰 张俊)“目前，安徽省正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车道，努力成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在此历史发展的契机下，要深化皖港两地的经济文化互动合作，科创必然是一个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更是开创皖港合作的新面向。”安徽省政协香港地区委员、安徽省侨联副主席、香港安徽联谊会总会常务副会长吴志斌14日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当日，安徽省“两会”继续在合肥市举行。作为“老委员”，吴志斌坦言，五年的委员任期，让他从对安徽感到陌生变得熟悉与亲切，从一位对安徽的旁观者、欣赏者变成了安徽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从最初的荣誉感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沉甸甸的责任感。

　　过去五年，作为安徽省政协委员，吴志斌共参加了皖港活动逾百场。三年的疫情，让港澳委员来皖履职增加了很多困难，但吴志斌2021年至2022年之间仍克服困难，每年都二次返皖履职交流。

　　履职期间，吴志斌积极参与安徽省脱贫攻坚，设立的“吴国修端仁教育基金”五年来资助了二百多名贫困中学生升读大学，扶贫助学与扶贫消费总额逾百万元。

　　同时，吴志斌还深入安徽九个地市，推动各地市在港成立地市级“同乡联谊会”，2022年底“香港合肥同乡联谊会”正式成立并运作。“我觉得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履职的初心、心中的责任，有信念，办法总比困难多。”

　　如今，参政履职的工作让吴志斌成为一名“新安徽人”，不仅自己在安徽置业，更动员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女儿到安徽创业。

　　在今年安徽省“两会”上，吴志斌根据安徽发展动态，重点关注皖港科创交流合作，并积极建言献策。

　　吴志斌说，皖港科创合作有基础有政策。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为全国第7位，并连续11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合肥和立志建立“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香港，具有高度的战略重叠性。皖港两地从技术发展的资源储备、创新政策的支持力度以及人才吸引到企业落户等方面，都有相同的策略性谋划和施政目标。

　　为实现皖港两地在科技创新的多、深、广的合作交流，吴志斌建议，安徽应建立省级科创统筹领导小组，制定专门与港交流、协作的相关机制，弥补皖港长久以来的互动欠缺，针对性设立皖港科创基金，实现和培育有深度、有专题、精细化的科创交流活动。支持鼓励两地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同时，应发挥省级国有公司、在港窗口公司(香港黄山公司)、民营在港企业的主体性作用，深入洞察两地合作的“契合点”，尤其是在发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优势方面，着重结合香港特区政府对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引进相关企业项目，完善两地科创生态圈。

　　此外，要实现人才和项目的互动互联，其中在港安徽政协委员在发挥履职双重作用的同时，更要进一步起到“双面黏合”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皖籍海归和港漂科创、金融人才落户香港，成了香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新生力量。安徽省需调动且发挥这一批人才的积极性，创立多领域、多面向的人才交流合作项目，定期举办人才项目峰会和考察活动，以国家级科创项目计划为主导，联合两地高精尖人才团队，以实现人才、资源和项目的互认、互动、互赢。(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