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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小村“山乡巨变”里看中国发展******
中新网哈尔滨10月22日电 题：(二十大时光)东北小村“山乡巨变”里看中国发展
中新网记者 王妮娜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精农业、稳工业、兴旅游’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总支部终身名誉书记张宝金说。
今年81岁的张宝金在元宝村当了42年致富带头人. 王妮娜 摄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创作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被称为“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
元宝村村民施永青一说起自己家的大米，笑逐颜开。 王妮娜 摄今年81岁的张宝金在元宝村当了42年致富带头人，他带着村民，“从土地改革”、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改革开放”，再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他们紧跟党的政策，感受到党的关怀，从昔日的“光腚屯”成为了如今全村总资产7.35亿元的“亿元村”。
“精农业”村民富了“开车下地”
“老书记”张宝金每天都到村里办公，他说：“过去十年，我们村从大力发展铅笔工业，到升级发展生态农业，再到大力推动旅游服务业，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没有停止改革发展的脚步。”
1980年，元宝村人均收入仅有42元，村集体负债27万元，是一个“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的“三靠屯”。
1980年，张宝金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从1983年开始领着元宝村实行“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科学种田、精细管理，严格落实生产责任制，原先的劣质土地经过改造后长出了好庄稼，1985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从42元跃升到500元。
种地也要解放思想，打破陈规，张宝金看着村里原先种的水稻品种虽然增产，但卖不上价，他决心发展“精农业”种植绿色优质稻米“稻花香”。
自2010年起，村里开始试种，逐年增量实验，用8年时间试验成功“稻花香2号”，村里还注册了“村镇香”商标，成立了合作社，如今，优质稻米种植面积达到了6000亩，170多名农民加入合作社。
“每年过完大年，村里就组织开会，商量买种子、买肥的事儿，有村里，有党员领着我们，我们种地很省心，不用我们自己像过去那么操心了。”村民施永青说，他加入合作社已经5年了。
2017年4月，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村里建起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精米加工厂，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经营，日产出最高可达100吨大米。同时，精米加工厂可以完成包括生产、包装、销售在内的一条龙优质服务。
今年，施永青家种了60亩地稻花香，今年已经卖了15000斤稻子了，而且他的大米在村里加工厂精包装后，每斤能卖到6元钱。农闲时，施永青还在村里的铅笔厂磨刀赚工资，“以前骑自行车去地里，现在都开车下地。”施永青说，他不出村，一年收入就能赚到20万元。
元宝村的精米加工厂投入生产后，截止到目前已生产100万余斤精米，包装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带来了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的成果，百姓生活更富足，集体经济更壮大。
铅笔厂现代化的生产线。 王妮娜 摄稳工业村办企业富了“村里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十年砥砺奋进，山乡巨变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
在金雪莲铅笔厂内，工人们都穿梭往来，有条不紊地工作着，这是元宝村的村办企业。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也吹进了这个小村落。1983年，张宝金抓住发展机遇，带着村民一起从创办小木农具加工厂、卫生筷子厂，到铅笔板厂、制笔厂，从销售国内，到出口俄罗斯，引领农民走以工富农之路，这个小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我在这干6年了，刚来时，车间就有两条比较传统的生产线，之后上了3条现代化的铅笔生产线，我们这的工人每个月都能赚4000多块钱。”金雪莲铅笔厂的车间主任王少慧说，她在这里干了6年。
通过40年的艰苦创业，现在元宝村的企业年加工铅笔23亿支，铅笔板3000万罗，分别占全国生产总量的20%和60%，成为了元宝村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柱。
兴旅游乡村振兴“在村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元宝村的乡村振兴一直在村规划的版图里，元宝村立足“土改文化第一村”的红色资源优势，建设好元宝红色教育馆，修缮好《暴风骤雨》纪念馆，挖掘元宝村党总支“凡事相信党、遇事靠群众、干事讲科学”的成功经验，全方位展示元宝村的发展进程。
“我们在传承赓续红色精神的同时，叫响元宝村红色旅游品牌，努力开发乡村特色旅游产品，开展民俗旅游，吸引更多游客到元宝村参观旅游，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尚志市元宝镇党委副书记、元宝村党总支部书记邱树丽说。
在元宝村未来发展规划中，记者看到，“元宝村党史陈列馆布展工作，2022年11月底完成”；“实施元宝村室外工程建设，包括：室外广场、室外绿化、室外给水、室外污水、室外雨水、雨水回用、供暖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验收阶段2022年11月底前完成……”这样明确而具体，并带有完成日期的村规划，就是党的二十大中“乡村振兴”的具体落实，小村落在变富，也在一点点变美。
元宝村在张宝金老书记的带领下，坚持“凡事相信党、遇事靠群众、干事讲科学”，40多年来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学习完党的二十大报告，张宝金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作为一名基层党员，看到党的二十大规划的发展蓝图，看到年轻人积极努力工作，让我对元宝村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我将与元宝村民一道，按照党的二十大规划的发展蓝图，努力将元宝村建设成为新时代红色美丽村庄。”今年30岁的邱树丽说。(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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