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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国内需求 推动消费动能持续恢复******

　　【财经论语】

　　作者：依绍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新一年经济工作提出明确部署，也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规划实施路径。

　　扩大内需战略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紧密相关。事实上，内需也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要素。2021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9.1%，较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在稳定出口的同时，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成为必然选择。历史经验证明，内需和外需在一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一般情况下，外需拉动在一国经济起飞阶段发挥巨大作用。经济繁荣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内需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从并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理应成为新时代扩大内需的基本遵循。

　　消费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凸显。自2013年开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投资贡献率，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7.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6个百分点；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已成为我国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主引擎，在扩大内需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为有效促进消费增长、推动消费持续恢复，需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增强消费信心。一是逐步提高城镇低收入户最低生活保障，加大对农村特定地区低收入者的帮扶力度，健全社会“托底”机制，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向低收入人群倾斜，推动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建立健全工资性收入随企业利润增长动态调整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依法保护居民合法经营收入，有序以个人所得税等税制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发挥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作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二是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引导农村地区以资源禀赋为依托经营特色产业，推动规模化、集约化、差异化发展与产业链条延伸，稳步提升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支持建立商务领域农民工就业服务平台，在农村地区建设养老、托幼、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技能培训基地，增加中低收入农民的可支配收入。

　　发挥流通环节吸纳就业功能。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知识分享等平台发展，以微经济实现兼职就业和副业创业，形成灵活多样的个体经济就业池，引导用工外包服务等平台规范发展，多渠道增加就业。支持小店发展，鼓励小店市场主体实施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打造“小而美”精品品牌。引导线上线下创业平台优化服务质量并减免服务费用，优化证照办理等政务服务，降低小店的线上线下创业成本，激发各类主体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

　　优化新型消费供给，培育新型消费领域，优化免税政策体系，支持发展免税零售，引导免税零售企业实施差异化、多元化经营，构建良性竞争格局，有序增设免税城市和门店，拓宽免税消费空间。推动制造业与流通领域跨界融合，支持零售与批发领域的龙头企业开展供应链逆向整合，建设柔性化供应链，实现个性化、多元化、定制化供给。优化发展与享受型服务消费供给，大力发展文娱、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产业，鼓励服务内容、业态与模式创新，推动服务消费场所的数字化、智慧化改造升级，丰富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运动、康养、餐饮等业态配置，构建满足多元消费需求的一站式体验消费场景。

　　双向推进多层次城市消费体系和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首先要高质量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优化城市核心消费商圈布局。推动集聚国内外优质消费资源，促进商圈内不同经营模式和业态优势互补、信息互联互通，增强场景化、立体化、智能化展示功能，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步行街、商业街、购物中心等地标式场所。其次要完善社区便民商业网点。推动补建和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覆盖率，鼓励品牌连锁便利店业态发展，支持搭载多元生活服务功能，提升社区便民服务质量。再次要培育县域领先商贸流通主体，完善商业网点业态配置。加快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改造升级，鼓励供销社、邮政等创新发展，依托点多面广的网络优势完善农村商贸流通综合服务水平，支持电商平台、供应链综合服务企业等赋能农村传统商业网点，以数字化技术、供应链管理等助推提质增效，发展新型品牌连锁业态。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15版）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