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冷水鱼为啥这么火******url:https://m.gmw.cn/2022-12/25/content_1303234248.htm,id:1303234248
大雪过后,黑龙江省的主要江河已经全线封冻。最近,位于黑龙江下游的佳木斯市抚远东极鱼市,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冬季卖鱼高峰期。“这批鲟鳇鱼今天下单,最迟明天就能‘飞’走!”在这个声名远扬的鱼类交易集散地,商户们忙着直播卖鱼,前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络绎不绝,伴随着人们口中呼出的阵阵哈气,零下20℃的市场显得格外热火朝天。
黑龙江流域的施氏鲟与达氏鳇,通常被人们统一称作鲟鳇鱼。鲟鳇鱼,起源于亿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具有重要的科学、生态、社会、经济价值。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野外种群达氏鳇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施氏鲟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生态养殖
在黑龙江上游的黑河市爱辉区,每到隆冬时节,黑河华之宝鲟鱼有限公司黄旗营子网箱养殖基地都会迎来销售高峰,购买新鲜鲟鳇鱼的顾客络绎不绝。
“这点儿鱼都快卖完了,最忙时候一天卖一二百条。”黄旗营子网箱养殖基地职工、黄旗营子村村民于绵秀告诉记者,他这批卖的是在黑龙江里养了近一年的鲟鳇鱼,因为黑龙江的水质好,所以鱼肉口感好,买的人特别多。
成立于2010年的养殖基地位于黑河市爱辉区坤河乡黄旗营子村,现有养殖网箱600个,年养殖能力约20万公斤,养殖品种有杂交鲟、施氏鲟、西伯利亚鲟、俄罗斯鲟、匙吻鲟等鱼种,预计春节前夕就能售罄。
鲟鳇鱼味美天然、营养价值高,吸引了不少周边客户预订抢购,市场前景广阔。鲟鱼养殖基地效益好了,村里的百姓收益就有了保障,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实现了增收顾家两不误。黄旗营子村村民李树军自从在养殖基地打工,每年的收入就增加了近5万元。
但是,鲟鳇鱼的养殖也不是件容易事儿。
主要生存在黑龙江流域的鲟鳇鱼是冷水鱼,它们的生存条件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据黑龙江省鲟鳇鱼保护协会会长李国志介绍,人工环境下鲟鳇鱼的生长水温要保持在20℃左右,冬天水温保持在2℃至4℃且水面不可结冰,同时还要保证以生态饲料进行天然牧养。“黑龙江的自然条件有利于鲟鳇鱼实现性成熟,也更适合鲟鳇鱼的生存与繁衍。”李国志说。
不只是温度,还有水质、水溶氧量、氨氮含量等参数,都是鲟鳇鱼生存必不可少的指标,更重要的是,鲟鳇鱼需要流水养殖且水质清新无污染。正是黑龙江的水环境治理,成就了鲟鳇鱼养殖产业的不断扩大。佳木斯市水务局副局长冷纪国介绍:“我们在黑龙江流域综合施治,比如四级河湖长加强巡河检查频次,整治入河排污口,提高流域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率,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方案》等,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黑龙江佳木斯段水质稳定达到Ⅲ类,从而保护和改善了鲟鳇鱼的生存环境。”
保护增殖
今年7月,黑河市逊克县在黑龙江畔举行了鲟鳇鱼增殖放流活动。这次放流的16.7万尾鲟鳇鱼苗来自黑龙江省水生动物资源养护中心逊克濒危鱼类救护基地,经过50多天的精心培育,达到放流标准。近年来,该中心已经向黑龙江干流放流鲟鳇鱼超230万尾。
8月份,一年一度的鲟鳇鱼增殖放流活动也如期在抚远、哈尔滨等地分别举行,约35万尾鲟鳇鱼苗被送归黑龙江、松花江。李国志介绍,这些鱼苗全部由抚远东龙鲟业无偿提供,是今年5月份由水产科研人员人工孵化而成,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培育,鱼苗长到10厘米至15厘米。
“鲟鳇鱼增殖放流是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对逐步增加鲟鳇鱼野生种群数量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之一、黑龙江省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吴景林表示,希望通过鲟鳇鱼保护,引起全社会共同关注水生生物养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人工增殖放流一直是推动渔业资源恢复,保持水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放流鲟鳇鱼苗,对有效恢复黑龙江鲟鳇鱼资源、加快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推进渔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在上个世纪,黑龙江的鲟鳇鱼可没有这般好的待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以及水土流失等原因,黑龙江流域鲟鳇鱼资源急剧减少,鲟鳇鱼自然分布水域变得相当狭窄,鲟鳇鱼资源濒临枯竭。后来,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将其列为濒危物种。资料显示,鲟鳇鱼性成熟晚、生殖周期长,雌鱼初始成熟年龄在16年至20年,雄鱼在12年以上,后代群体补充慢,因此其野生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很难恢复。
为有效修复野外鲟鳇鱼种群资源,自2001年开始,黑龙江省便持续开展鲟鳇鱼苗增殖放流活动,涵盖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等自然分布区域。2009年起,黑龙江又全面禁止鲟鳇鱼商业捕捞活动,不断加大渔政执法管理力度,加强对资源产地、驯养繁殖基地、集贸市场、饭店餐馆和运输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捉、走私、加工、贩卖水生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
黑龙江省还不断加强对鲟鳇鱼栖息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目前已在黑龙江水域划定11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面积超5.2万公顷,建立了黑龙江抚远段鲟鳇鱼和同江段达氏鳇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划定保护区生态红线,为野生鲟鳇鱼营造良好栖息地。
产业兴旺
鲟鳇鱼全身都是宝:胃、唇、骨、鳔、籽是烹制名菜的上等原料;鱼皮是制作高档皮革制品的好原料,可与鳄鱼皮媲美;赫赫有名的鱼子酱就来自其卵,经济价值极高,有“黑珍珠”的美誉,不同鲟鳇鱼品种的鱼子酱出口价格每千克高达230美元至1600美元不等。
黑河华之宝鲟鱼养殖基地是黑龙江省内最大的鲟鱼养殖基地与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依托黑龙江优质水体,养殖出的鲟鳇鱼无泥腥味、肉质鲜美、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鲟鳇鱼及衍生产品一年四季畅销国内外。黑河华之宝鲟鱼有限公司董事长时煜来告诉记者:“我们还将把黑龙江的三花五罗、名贵鱼种都拿到网箱里来养,补充禁渔期市场没有鱼吃的空白。”
产量上来了、销路打开了,但鲜鱼、冻鱼只是冷水鱼产业的低端产品。为延长产业链,提高冷水鱼价值,抚远市积极培育有实力的公司开发高端产品,抢占鱼产品高端市场。
来到抚远市鲟鳇鱼繁育养殖有限公司鲟鳇鱼繁育车间,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进行人工活体取卵,为北京的一家养殖场繁育鲟鳇鱼苗。这条50多斤的鲟鳇鱼通过繁育鱼苗的方式,可获得3万多元的收入,一条鱼就可卖出100多条鲜鱼的价值。抚远利用冷水鱼原种的优势,积极发展冷水鱼种业,让产自抚远的优质冷水鱼鱼苗游向全国,丰富当地百姓餐桌。
在发展冷水鱼种业的同时,抚远市鲟鳇鱼生产企业还积极扩大规模,进行鱼产品精深加工。世界顶级食材鱼子酱,保健品、护肤品、休闲食品等系列衍生品,从“中国鲟鳇鱼之乡”走上了国际餐桌。“我们今年增加了135亩养殖水面,计划明年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李国志告诉记者,企业还在谋划新建数字化设施渔业项目,并帮助农民建起家庭渔场,走上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致富路。
走进抚远市鱼产品销售商店,一盒盒包装精美的熏鱼、鱼子酱、风味鱼柳、鱼罐头等产品琳琅满目。一批以鲟鳇鱼等鱼品深加工为主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注册的企业达到100家左右。在抚远淡水鱼博物馆,馆内收藏展示黑龙江水系特产的施氏鲟鱼、达氏鳇鱼、中国大马哈鱼等重要经济鱼种的标本达80多个,也成为抚远市一个特色旅游景点。
12月16日,“2022黑龙江冷水鱼·冬捕季”新闻发布会召开,拉开了黑龙江省冷水渔业振兴的大幕,以鲟鳇鱼为代表的黑龙江冷水鱼产业,已形成了繁育、养殖、研发、加工的全产业链条。冷水鱼系列产品正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模式,打开国内外两个市场。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